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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再被文理分科画地为牢
2022-10-04

作者:薛涌 摘自: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15期

很多家长和同学会问:究竟是学文科还是理科?文理科之分,是我们“60后”读高中时计划经济下教育的旧概念。想不到,经历了互联网革命,我们的思考方式仿佛依然固化在那个时代。

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否能够帮助我们摆脱这种框架的桎梏?比如,有些家长和同学透露出这样的心态:经过这次疫情,很多人觉得在这样的“硬核”事件面前,一些所谓文科背景的人写的文章无非都是个人感慨和情绪的发泄,像张文宏这样的理科生、医生、科学家,才是真正“有用”的人。

你不能说这样的感想没有道理。但是,让我们换一个角度看问题。面对新冠病毒的传播,世界各国应对的招数不同。有些科技非常发达的国家,比如美国,应对的结果并不理想。有些“硬核”技术并不强的国家,反而能取得相对的成功。为什么?因為对付新冠病毒,医学上没有针对性疗法,最终大家借助的,不是“硬核”的科技手段,而是“软核”的社会治理手段,即隔离、“封城”,包括戴口罩。后者甚至可以说是文化手段。

以美国为例,在科技“硬核”方面,也许几年内就会在新冠肺炎防治方面取得突破。比如某种“神药”,现在被炒得火热,大家对其寄予的期望非常高。但是,我们不要忘记,20年前,西方就已经有人在大谈什么人类将告别流行病了。但人类永远不知道未来的病毒是什么样,往往还要像现在这样,在“硬核”技术失效的情况下,借助14世纪黑死病流行时发明的社会管理手段——隔离。所以,有关医疗体制、社会保障体制的问题,成为美国社会的热点。这些热点不会随着疫情的过去而消失。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,将会在这些领域大有作为。

所以,如何构想一个社会,依然非常关键。耶鲁大学研究流行病史的学者弗兰克·斯诺登最近指出,现代国家机器的构筑,西方主流学界往往将其归因于战争。斯诺登进一步指出,传染病和战争非常类似,也刺激了国家结构的成长,比如一系列公共卫生机构的成立。这次疫病流行,是否会刺激一系列社会组织的发展?

当然,这一系列社会构想的背后,都必须有技术性的落实手段。疫情加剧了这方面的紧迫性,加速了其转化过程。比如韩国等控制疫情比较成功的国家,通过个人手机上的App能随时掌握病毒携带者的移动方位,非常有效,和美国等西方国家保护隐私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,并获得压倒性的公众支持。这方面的技术,当然会日新月异。

所以,很多学者指出,快递业、远程服务(包括教育)、自动化……这些都会随着疫病暴发而加速发展。

这一系列变革,当然会给数据科学、编程、计算机科学、工程等领域提供大量的机会。近几年来,我反复劝学生学习编程、数据分析、统计、计算机等。但是,5年、10年后该怎么办?那时我们又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?这就要求我们不仅仅要掌握技术手段(虽然这种手段5年左右必须更新),还要具备一种可以进行社会构想的能力。否则,你就是一个工具,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这种高技术的工具性人才,在人工智能时代非常容易被替代。你必须做到的不仅仅是听别人吩咐(虽然这在事业起步阶段也许不可避免),而且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,即能够为人类设计某种方便生活的东西。那种传统的中国式“理工男”,未必能够引领时代潮流。

这里,我还必须提醒一些以“文科生”自居的同学,他们同样会如以“理工生”自居的同学一样画地为牢。先不论经济学,一般的社会科学,很少有能离得开统计学等基本的“理科”工具的。比如这次疫情中关于是否“封城”、隔离的辩论,不管你是社会学家、经济学家还是流行病学家,依靠的都是几个数学模型。如果完全不掌握这些工具,整天在那里多愁善感,确实会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。

21世纪知识更新的主流发生在互联网上,那里有各种“短平快”的证书课程,你每年都可以通过不停地学习更新技能。我就有过这样的朋友,从搞雕塑的艺术家变身为谷歌公司的工程师,读完雕塑专业的硕士后他再没有读过任何学位。这种“左道旁门”的生涯,日后恐怕将成为正路。

(贺云摘自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0年第15期,毕力格图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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